国父诞辰150周年纪念:一位虔诚基督徒的美好见证

2016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在孙中山众多政治头衔之外,他同时还有一个虔诚基督徒的身份。不过多年来,有人试图否认他的宗教信徒身份,如宣称他并不相信神明的存在,是一位无神论者;也有极端者坚持他已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了,将其称为“离教者”。
事实上,作为基督徒、国父,孙中山既有坚强、圣善、伟大的一面,也有我们普通人性的有限及脆弱的一面。纵观其坎坷和丰富多彩的一生,他既曾热心事主,也曾受过诱惑、信仰有过低潮的考验,还历经过成功和无数次的艰难考验,甚至多次失败的残酷打击,背负过各种沉重而痛苦的十字架。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宗教视野来看,他所追求的基督信仰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灵性生命、革命追求及思想观念,并为他所追求的信仰做了美好的见证。
孙中山早年在香港领洗后,热衷于教会事工,不遗余力地向同胞们传播基督福音。在伦敦被清廷住英使馆秘密关押期间,他热切向主祈祷,全心依靠上主。他曾向朋友这样回忆其狱中的祈祷生活及获得恩宠的改变:“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显然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信仰感情的自然、真情流露。
不过也有人指出,1966年宋庆龄在致函友人时曾回忆道:“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也不相信传教士……” 这封信是在文革初期所写,在那个年代,宋庆龄证明孙中山是一位无神论者是正常不过的。相反,若是在当时极左路线消灭宗教的时期,宋庆龄向外宣传孙中山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倒是显得不正常了。其实,在“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年代,为无数说过违心话的一代国人来讲,当时宗教信仰在人们的心中真的消失了吗?宗教真的被消灭过了吗?所以,今日重读宋庆龄的书信,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实事求是地来反省、反思。

也有些人坚持认为,虽然孙中山曾经皈依基督信仰而领洗,但在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之后,放弃了基督信仰。如他曾质疑“创造论”,批判宗教迷信,崇尚科学,发表过“宗教不及科学”的言论,其言其行已经背叛了基督信仰,属于“离教者”了:“…因为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绝对不能……把宗教称之为迷信,公然声称‘耶稣教不合伦理’,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是对‘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最起码的信条的公然背叛,是对神的严重亵渎,假如他确实信仰基督教的话,这是不可饶恕的罪。”
其实,为任何一个皈依者来说, 凡自愿以圣三之名,并用水领受洗礼的人,都借圣洗而获得(包括原罪和本罪在内的所有)罪过的赦免,成为新受造物、基督的肢体。在获得新生的同时,领洗者也获得了不可磨灭的灵性印记(神印)。换言之,不管领洗者日后是否热心还是冷淡,甚至背叛过信仰,其领洗时获得的神印——基督徒的身份不会因其言行好坏而被消除。
为基督信仰来说,除了违反圣灵/圣神的罪之外,所有的罪过都可以获得赦免。(玛/太12:31)对于那些一时迷失信仰者,包括背教者,都可以通过忏悔,重新与耶稣修和,恢复天父儿女的身份。新约中,包括耶稣首批弟子在内的很多跌倒的罪人都因悔改而获得了主的宽恕,并获新生,有的还成为了教会栋梁。教会史上,一些男女圣贤也曾有过黑暗的过去,但在悔过自新,与主修和后,仍然成为了基督徒的楷模。

 

孙中山的确曾经痛斥过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及陋习,包括青年时期拒绝民间信仰中含有巫文化的偶像崇拜,并在20世纪初期反帝爱国运动和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中,曾以政治家身份诟病过教会体制,痛斥教会中某些沾染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者的言行。作为开国元首及政治领导人,他也确有不方便公开经常出入教堂或祈祷聚会所,每个主日参加教会团体的公开礼仪崇拜。他甚至可能也有过迷茫、失望及远离教会的冷淡时期。不过,这些并不足以丧失他的基督徒身份,后人也无权、无法否认他的基督徒身份。
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今日我们应该以公正、客观和包容的态度来审视包括国父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及那段艰难的中华民族史,还有他对包括民间信仰和教会在内的宗教界的过激言辞、行为、态度。其实即使今日,宗教界中存在的功利主义言行和迷信色彩以及宗教极端狂热主义思想,仍然该引起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坚决予以严词拒绝、痛批,彻底涤除。
作为基督徒和国父,孙中山在从政后既热爱教会,也尊重宗教团体,并与宗教界建立了友谊。他曾在1912年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捐出3000银元作为其成立伊始的开办经费,也曾在1919年向南京栖霞寺捐献万两白银协助其修缮。孙中山对宗教界一视同仁的关心和支持及包容胸怀值得欣赏、纪念。
孙中山重视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贡献,认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并引进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伦理价值观。他最早在中国主张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在孙中山诞生150周年之际,包括中国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应当缅怀、追念、珍惜、践行。
同时,作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孙中山非常认同建基于基督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融会贯通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仁和墨子的“兼爱”精神,及在基督无条件的慈悲大爱、彼此相爱与彼此服务的福音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博爱”思想观,并主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
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在“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三个幅度上均为“博爱”的具体表现。在治国理念上,他提出“博爱仁行”,视“博爱”为“人类宝筏,政治极则”,并进一步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作为座右铭,多次题字赠与同志和友人共勉,将其视为自己理想和人生追求。他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融进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民主、自由的希望,尝试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战争,自由、民主,博爱,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且为之奋斗了终生。

1925年3月11日在其临终之际,他在病榻上对同志、家人及挚友语重心长地口授了“第四份遗嘱”:“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一些历史时期,无法公开宣传,也不会受到重视的这“第四份遗嘱”,实事求是地证明了孙中山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基督徒。
其子孙科在其家书中亦证明了其父对儿女们的亲切教导:“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显然孙中山以言以行见证了基督福音,活出了基督信仰的真谛,无愧于一名虔诚基督徒的身份及称呼。
孙中山对人生目标、对宗教信仰、对革命理念的执著追求、不懈奋斗,为民族存亡、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与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及其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是今日两岸三地政治领导人和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全体人民及宗教界效法学习的楷模。
来源:河北信德文化学会、信德周报  作者:张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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